吴智诚:《难忘的西苑操场甲1号——科学院早期搞卫星的回忆片断》

　　1959年的一天，一位《光明日报》的记者，不知怎么找到了西苑操场甲1号，我在传达室接待了他，他要求采访赵九章，我说：“赵所长有事外出了”。他感到失望，也很惊讶，“想不到这么著名的大科学家，会在这么不起眼的地方办公”。

　　就是这么不起眼的地方，它与科学院早期搞卫星紧密相连，我国卫星国家立项的建议书在此成稿；我国第一颗卫星的设想方案在此酝酿诞生；卫星的预研在此展开；气象火箭探测试验由此出发……

　　在这个院落工作过的人员中，日后有两位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功勋科学家——赵九章、钱骥，有三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还有几十位空间科学与空间技术的高级专家。可以这样说，西苑操场甲1号是我国第一颗卫星设计的摇篮。

　　五十多年过去了，这里早就面目全非，但这里确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地方。

　　　（一） 

　　搞卫星，是科学院1958年起的一项重大科研任务。1958年5月17日毛主席在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上说：“我们也要搞一点卫星”。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受聂荣臻副总理委托与有关方面商讨卫星问题。8月张劲夫召集钱学森、赵九章等科学家讨论卫星规划问题，决定成立“中国科学院581组”，专门研究我国卫星发展问题。组长钱学森，副组长赵九章、卫一清，七个研究所的主要负责人是组员。581组开会时，张劲夫等院领导经常亲自参加。在581组主持下，几个所一起做了探空火箭箭头模型两个，一个是高空物理探测仪器舱，另一个是生物试验舱，再配以图表和表演沙盘在国庆期间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上展出。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到现场看了实物，听了直观地介绍，影响很大。

　　中央政治局拨专款支持科学院搞卫星。院领导要给搞卫星找一处场所，几番商讨就落到了西苑操场甲1号。这里是1954年前后向中直西苑机关借用的一处院落。上世纪八十年代，为了说明产权，西苑机关拿出当年的借条，签字的是张稼夫（1956年前的科学院党组书记）。前些年是用于科技学校、训练班之类，1958年10月就让581组办公室入驻，这时我也被调到这里。在办公室领导下，具体负责科研计划管理和协调工作。

　　（二） 

　　这处院落约有30亩地，修有围墙和铁刺围档。院门朝西，由于任务保密，有武装战士警卫。门前有一条南北向的小路，向南不远处即为田间马车路。汽车出入只能向北，经中医西苑医院的西侧马路与颐和园路相通。院落西侧隔条水沟即与中直西苑机关相邻。据说晚清与民国时期，这一带是一处兵营，当然也有练兵的操场。西苑医院是操场1号，我们就成了甲1号。院落东侧延伸到北大西侧马路和南侧延伸到海淀镇，是一大片水稻田。有几年，有关单位还借用我们的一间平房，从向东的窗户可以看到一公里外彭德怀住的吴家花园和他散步的田埂。可见当时这处院落视野开扩。院内北侧有一座三层灰砖南北向小楼，2000多平方米，约80间房，作为研究实验室之用。随后又陆续建有几十间平房，有行政办公用房、机加工车间、玻璃车间、器材仓库、车库等。还利用西北角一座旱厕所改装为环境模拟实验室，探空火箭上的仪器可以在此作振动、离心、冲击等实验。为了做真空仪器，自己动手建造土煤气发生炉，作为吹玻璃、封接真空管之用。那时遵循勤俭办科学方针，一切都是因陋就简。在这里工作的有8个研究组，总体组、电离层与电子学组、光辐射组、遥测组、结构组、雷达跟踪应答组、环境实验组、中高层大气组等，全面展开火箭探空各项研究工作和卫星预研准备。

　　（三） 

　　当时想搞卫星，如何搞？大多心中无底。恰逢中苏双方科学院有专家交流访问计划，科学院决定派出高空大气物理代表团去苏了解一些搞卫星和火箭探空情况，由赵九章作为团长，卫一清为副团长，成员有钱骥、杨嘉墀、杨树智等。

　　1958年10月12日张劲夫对赵九章说：“为了抢时间，说走就走，今天是星期日，后天就走”。因而代表团10月14日乘坐伊尔14出发了。苏方接待还是很热情，但要求参观有关卫星的项目，对方都要向上请示，很难得到同意。代表团抓紧时间参观了几个研究所，多问、多了解些情况。在参观地磁研究所时，所长态度友好，仔细介绍情况，临别时还送了一个小型磁强计作为礼品。有一天，代表团被邀请到一个院子里，开来一辆卡车，上面装载的设备用布覆盖。掀开盖布，是一个形似探空火箭的箭头，介绍说这是进入轨道的卫星，里面装有各种探测仪器。大家围着卡车对卫星外形仔细看了一阵，提出可否打开蒙皮外壳，看看里面的仪器布置，回答是“不能打开”。这次也算是一次重要的参观了。在莫斯科还参观了公开展出的工业和科技展览，对苏联的先进工业和科技还是增加了见识。

　　对这次访苏，代表团认真做了总结。除了科技方面有所收获外，最主要的是对比了苏联和我国的情况，深深地认识到发射人造卫星应立足国内，自力更生，靠外援是不可能的，要靠自己国家有强大的工业基础和较高的科技水平。我们搞空间探测事业要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由初级到高级逐步发展，根据当时的国情，发射卫星的技术条件完全不具备，应先从火箭探空搞起。

　　（四） 

　　访苏总结提出的建议正符合当时中央关于卫星工作的指示精神。1959年初，副总理陈云、邓小平分别对张劲夫说：“卫星还要搞，但是要推后一点，因为国家经济困难。”1959年1月21日张劲夫在院党组会上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卫星明年不放，与国力不相称。随后院党组调整了部署。提出“大腿变小腿，卫星变探空”的工作方针，这次调整不是下马，而是着重打基础。

　　根据院党组的指示精神，在西苑操场甲1号进行多次讨论，提出了五条工作意见：以火箭探空练兵；高空物理探测打基础；不断探索卫星发展方向；筹建空间环境模拟实验室；研究地面跟踪接收设备。这五条得到科学院党组的同意。从1959年到1965年赵九章、卫一清、钱骥领导的研究实体中积极开展工作。首先是火箭探空，与上海机电设计院密切配合，1960年到1965年共发射试验了20多发T7、T7A火箭。取得了60公里以下的气象数据，还进行过电离层、生物等项目试验，这些都为卫星研制打下了一定的技术基础。

　　1960年起成立的卫星总体研究室，钱骥亲自负责，开始对国际上的卫星情况全面调研，对星上和地面的相关技术作专题研究。同时还组建高空物理和空间技术的有关研究室。研究实体由当初的几十人到1964年已有400多人。

　　1964年10月赵九章应国防科委邀请去20基地（现为酒泉卫星发射场）访问，随行有钱骥、吴智诚等。主要是参观东风2号火箭发射试验和基地的地面跟踪接收设备，还与火箭研制人员和基地技术人员座谈。

　　在结束这次访问后，1964年11月初的一个晚上，应赵九章的约请，钱学森来到赵九章的办公室。钱见面就问：“去基地的观感如何？”赵说：“收获很大，导弹研制进展这么快，真是出乎意料”。赵九章认为再过四、五年，100公斤左右的卫星的运载火箭有可能研制出来。卫星研制也是有把握完成。现在关键是卫星研制要由国家立项。要立项就要向高层汇报清楚必要性与可能性。赵九章认为钱学森说话比较有分量，希望他能在上层做些工作。但钱讲话很谨慎，他说“现在上面顾不过来”。当时最高决策层从战备考虑要拿出真正能用的两弹来。而卫星很难成为当务之急。

　　（五） 

　　出于对国家的责任感，赵九章迫切的感到应该要向中央写报告，申述搞卫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1958年搞卫星确实早了点，经过这五六年的努力，各方面都有很大进展，力争1969年发射我国第一颗卫星已具有相当的技术条件和现实可能性。赵九章找钱骥、吴智诚讨论如何起草报告，报告要有理有据、有建议，要具有说服力。1964年12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赵九章把报告直接呈送周总理。周总理看后很快批转聂荣臻副总理，组织有关方面研究论证。1965年1月，钱学森也写信给聂副总理，认为现在已有条件考虑卫星问题了。

　　国防科委抓紧调查研究，多次座谈征求意见，其中一次是4月10日，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主持，参加人员有张劲夫、张震寰、钱学森、赵九章以及四机部十院院长等。会上赵九章主要发言，钱骥补充，钱学森也发表了看法。张劲夫介绍了科学院有关研究所的工作情况，反映有关科学家支持搞卫星的愿望，并表示只要中央专委批准，科学院承担任务有工作基础，也有信心。

　　1965年4月29日，国防科委提出1970年至1971年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报告，其中明确：卫星本体由中国科学院负责研制；运载火箭由七机部负责研制；地面观测跟踪遥测系统以四机部为主，中国科学院配合研制。这个报告经中央专委第十二次会议（5月）批准。

　　　（六） 

　　科学院组织有关所积极行动起来，要求6月10日前提出方案设想。正是由于有多年预研准备，早已有了设想方案，在十天之内加以完善、补充。为了使人一目了然，还归纳了三张图一张表。我和院新技术局舒润达副处长约定时间，去向谷羽局长、陆绶观处长等汇报，由舒副处长与国防科委五局联系。去向孙式性局长、赵廉清处长以及武政、汪永肃等汇报，这些汇报会都是由我和总体组何正华、胡其正、潘厚任前去参加。

　　7月1日上午，张劲夫在院部（文津街3号）亲自修改给中央的报告，召集去参加的有钱骥、舒润达和我，还有院政策研究室的一位同志。就已有的初稿，张劲夫逐句逐段斟酌修改，有些提法与专业词语与会人员作了说明。两个多小时修改结束，张劲夫用铅笔写上报告的标题：“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建议”，日期为1965年7月1日。那天很热，张劲夫拿出钱要秘书李克去买雪糕，供大家消暑。

　　这个报告分五部分：1、发射人造卫星的主要目的；2、十年奋斗目标和发展步骤；3、我国发射的第一个人造卫星方案；4、关于卫星轨道的选择和地面观测网的建立问题；5、重要建议及措施；还有三个附件：1、国外空间活动及人造卫星发展概况；2、人造卫星本体设计方案；3、人造卫星的轨道设计方案。

　　8月中央专委第十三次会议，批准了张劲夫在会上作的报告。从此卫星研制正式立项，科学院将此列为1965年第1号任务，代号定为“651”。

　　　（七） 

　　1965年10月20日到11月30日，科学院受国防科委委托召开了我国第一颗卫星论证会。会议由科学院副院长裴丽生主持，会议代表有120余名。赵九章报告了“我国卫星研制的总体方案（草案）；钱骥报告了第一颗卫星的本体方案（草案）；七机部、四机部的代表分别报告了运载火箭方案（草案）与地面跟踪接收系统的方案（草案）。王大珩、陈芳允等先后做了地面设计、轨道选择、地面站网布局方案设想的报告。除大会外，还按专业分小组讨论。为使全球都能听到我国卫星的声音，总体组何正华等建议卫星播放“东方红”乐音，以代替卫星无线电讯号，并与卫星遥测信号时分串行播放，还建议第一颗卫星命名为“东方红1号”。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的这次论证会，对各项技术问题讨论很细，不同意见广泛探讨，集思广益。最后对卫星的结构外形（一米直径，72面近球形体结构），主要技术指标等都得到大家肯定。对这次卫星发射要求是“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会议成果是产生了总体方案、本体方案、运载工具方案、地面系统方案四个文件。还编写了27个专题材料，共约15万字。

　　（八） 

　　会议期间，周总理邀请与会代表去人大会堂看晚会。有一天，钱骥对我说：“晚上要去见总理，我的棉袄袖口破了，回家换已来不及。”我即找人给他借了一件。当时一切都注意保密，总理接见的事与会人员大都不知道，我也没有主动去问他。过了几天，钱骥才对我说了一点情况：“总理问了我的名字后，说你也姓钱呀！看来卫星也缺了不了钱呀。”总理的话一语双关，搞导弹有钱学森，搞原子弹有钱三强，现在搞卫星又有个钱骥，真是缺不了姓钱的。另一层意思是，搞卫星与搞原子弹导弹一样要花大钱。总理问钱骥要花多少钱，当时没有回答出来，因为在准备卫星方案以及论证会上都没有算过账。这次总理问了以后，我们才一项一项计算起来。国家要批准卫星工程，不知要花多少钱，怎么列预算，怎么办批准手续。这也显示出当时有些书生气，只管科技，不问花钱。

　　裴丽生受张劲夫委托，主持论证会，抓得非常具体及时，许多重要事都要亲自过问，每晚召集有关人员听取汇报。会议技术问题由赵九章、钱骥抓总，王大珩、陈芳允等对有关技术问题把关。裴丽生非常尊重他们的意见，充分发扬技术民主。我参与会议秘书组工作，汇报会时做记录，到各小组收集情况，编写会议简报。往往是在晚上汇报会后连夜赶写，成稿后一早送会务抓总的杨刚毅修改，再送裴丽生审阅后才能正式印发。我与院政策研究室的一位同志一起编写约有30份简报，使没有参会的领导同志和有关部委也能了解会议的简要情况。

　　（九） 

　　七年多以来，科技人员在西苑操场甲1号日夜工作，查阅文献资料，计算、试验、研制仪器。经历了不少挫折与失败，甚至发生过爆炸伤人事故。经济困难那几年，粮食定量少，大多吃不饱，照样日夜加班。像赵九章这样的科学家两腿还曾浮肿过，其他人的情况可以想象。大家一心为祖国搞卫星，有的就是无私奉献和爱国精神。张劲夫、裴丽生、杜润生、郁文等院领导不止一次地来这里指导工作和加油鼓励，上下齐努力，各方大协作，经过七年的辛勤劳动，才有了我国第一颗卫星设计方案，才有了搞卫星的技术基础。

　　在卫星方案论证会后，卫星的各分系统的研制工作有了很大进展，有了突破。卫星研制基本成功的时候，文革浩劫来临，张劲夫被夺了权，院党组垮了，基层党组织瘫痪了，西苑操场甲1号成了重灾区。有人批斗受伤，有人被斗致死。1968年10月赵九章被迫害致死。祸国殃民，天人共愤。

　　1969年11月，在林彪一号通令下，一周之内千里大搬家。西苑操场甲1号人去楼空，留下了人祸之后的空荡与悲凉。

　　邪恶得逞于一时。正义终久会战胜邪恶，这也是历史的规律。

　　我们党是伟大的。在十年浩劫后拨乱反正，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如今，我国卫星事业已有日新月异地大发展。可我还是忘不了在西苑操场甲1号那段岁月的兴旺和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