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季主任
年轻时的吴季
吴季在欧洲空间局
国际宇航科学院杰出团队奖颁奖现场
吴季在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在轨交付仪式上发言
吴季,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主任。地球空间双星探测计划卫星有效载荷与应用系统总设计和总指挥,探月工程嫦娥一号、二号探测器有效载荷总指挥,中俄联合探测火星计划“萤火一号”科学实验卫星科学应用首席科学家,嫦娥三号有效载荷总指挥,空间科学先导专项负责人。
2016年6月20日,英国《自然》(Nature)杂志评选出中国十大“科学之星”,吴季位列十位科学家之首。文章中写到,他们的成绩不仅仅在科学界引起了强烈关注,更重要的是,他们也在令中国进一步成为科学领域的“超级大国”。
中国人探索宇宙的梦想,与中华民族的沧桑历史一样悠远。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出自汤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几里?”两千多年前,屈原作楚辞《天问》发问浩瀚苍穹,时至今日,依然振聋发聩。
1970年,“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最早仰望星空的民族真正迈出了探索太空的步伐。
“观测太空这件事,中国人做的很早,太阳黑子、超新星爆发、彗星在我们的历史上都有记录。”在位于北京怀柔的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吴季的办公室里摆放着大大小小许多飞行器的模型:嫦娥三号月球车、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量子科学实验卫星……一项项举世瞩目的成果,让几千年的民族飞天梦想终于在今天变得“触手可及”。
空间科学,通过人造卫星、探测器等飞行器,研究发生在宇宙空间中的自然现象。作为中国空间科学的领跑者之一,吴季始终保持着低调的作风,在媒体上的发声也寥寥可数。三十年空间领域的上下求索,在他的口中都变成了一缕缕的云淡风轻,娓娓道来。
凡心所向,素履以往
1994年12月28日,当从丹麦哥本哈根飞往北京的航班逐渐接近首都机场上空时,36岁的吴季几乎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阔别多年,他再次回到了熟悉的故土。
这次风尘仆仆的回归之前,他在世界顶尖理工大学之一的丹麦技术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并顺利完成了博士后研究工作。辗转欧洲多个国家和美国学习进修,吴季学成后的第一想法,就是回“自己家的菜园子”。
“邻居家的菜园子种得好,你可以去住几年学学怎么种菜。可是学会之后,为什么不回来把自己的这块菜园子种好啊?”年近花甲的吴季,双鬓已若隐若现些许白发。作为当年为数不多的归国留学生,他心中早已认定要在“自己家的菜园子”深耕细作、培土育苗。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空间科学研究几乎还是一片空白,设备设施的建设也刚刚起步。吴季去中科院报到的时候,空间中心连第一座四层的科研楼都还没有盖好。一间小平房的办公室、一台286计算机,回国后第三天,吴季就在简陋的环境中开始了空间科研工作。
凡心所向,素履以往。全身心投入工作的吴季,对回国后的物质生活条件毫不在意。当时,吴季夫妇和八岁的女儿住在中科院临时分配的12平米小房子里,没有单独的洗手间。早已习惯丹麦舒适生活的小女孩,被冬天里还要去外面上公共厕所吓坏了。
不过,一家人很快就把这些落差默默消化了。“那时候,小房子在铁路边,一到晚上过火车就轰隆隆地响。我女儿半夜醒来,高兴地对我说,爸爸,你听火车真有劲儿啊!”回忆起曾经的场景,吴季微微一笑。
星汉灿烂,前路漫漫
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吴季本科就读于北京邮电大学微波通信专业。虽说是研究天线与电波传播,但范围仅限于地面。对电离层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的吴季,迟迟无法尝试空间实验。
1985年,机会垂青了这个心怀太空梦的年轻人。那一年10月,联合国计划开发署和欧洲空间局设立项目,专门资助第三世界国家的科学家到欧洲空间局去进修。经过层层遴选,27岁的吴季得以前往。正是这短短的一年经历,奠定了他投身空间科研事业的决心。
在欧空局,吴季第一次真正接触到空间科学,并身临其境见证了对哈雷彗星回归的观测。1986年3月,76年才回归一次的哈雷彗星出现在天空,欧洲空间局哈雷彗星探测器乔托(Giotto)也逼近了哈雷彗星。正在参与通讯卫星天线设计的吴季,通过实时通报的哈雷彗星的信息和照片,感受到了空间计划的伟大和诱人之处。
“哈雷彗星刚开始就是一个点,随着距离越来越近,照片中的星体越来越清晰,甚至可以看到一些细节和结构。我那时候二十多岁,内心是非常激动的。”
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吴季内心的梦想被彻底释放了。朝来暮去,寒来暑往,一年的进修即将结束的时候,吴季决定改变自己的科研方向,把重点转向空间科学。他一头扎进卫星天线的研究,回国后与导师共同发表了《通讯卫星天线的复型波速的算法》。吴季的算法与程序很快被我国航天研究部门采纳,应用到东方红三号卫星上。
在欧空局期间,吴季先后被安排去丹麦技术大学和德国MBB公司(现在是欧洲航空防御和空间公司EADS的一部分)访问考察。西方先进的科研水平令他大开眼界,同时也让他深深体会到“差距很大、前路漫漫”。1989年,对学业孜孜以求的吴季再度前往欧洲,进入丹麦技术大学天线实验室继续深造。
天有晦明,敢为人先
埋头于空间科学,吴季一做就是三十年。回国后,他一边参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科研项目,一边不断开辟新的研究方向,为空间探索的国际合作争取机会。
1997年他成为我国第一个空间科学卫星计划——“双星”探测计划的主要技术负责人。这是首个由中国科学家提出,并以中方为主的空间探测国际合作计划,也是中国和欧洲合作的第一个科学探测卫星项目。
在吴季看来,“双星”探测计划是我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卫星计划。“以前我们没有空间科学计划,在空间科学领域处于从属地位,只能跟在别人后面走。有了“双星”与“星簇”的合作,我国引领了地球磁层多点探测领域和方向,在空间科学领域做了自己的贡献。”
2004年7月25日,“双星”计划的第二颗卫星“探测二号”在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发射成功。正在法国巴黎参加第35届空间科学大会理事会会场的吴季,收获了全场经久不息的掌声。从“跟跑者”到“领跑者”,吴季说,那一刻“扬眉吐气”。
2010年,“双星”探测计划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同年,“双星”计划—“星簇”计划(Cluster)联合团队共同获得了国际宇航科学院(IAA)杰出团队奖。
科学研究的道路从来都不是平坦的。探索宇宙之旅,既有成功一刻的油然自豪,也有路遇崎岖的锥心之痛。
2011年11月9号,搭载有中国“萤火一号”火星探测器的俄罗斯“福布斯-土壤”探测器被宣布未能按计划变轨,中国的第一颗火星探测器发射失败。爱之越深,失之越痛。作为“萤火一号”工程应用的首席科学家,吴季十分痛心。
“航天本身是有风险的,有发射的风险、仪器的故障,还有可能被空间的高能粒子击毁,数据丢失……而我们萤火一号恰恰赶上了俄罗斯发射的故障。”吴季说。
人类探索空间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一点,让吴季想到了十五年前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失事。“当时我在欧空局学习,事情发生后,有些人开始退缩,认为航天风险太大,不能搞。但更多人坚定地认为,有牺牲是正常,决不能因此止步。”吴季后来慢慢体会到,“做空间探索,我们必须要有一些承受力”。
2005年,吴季开始担任空间科学中心的主任,从单纯的科学研究转向科研战略的制定。2011年,中科院设立空间科学先导专项,吴季担任首席科学家,开始领衔中国空间科学的总体规划。从“十二五”成功发射的暗物质卫星“悟空”、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再到“十三五”正在研制中的水循环卫星、爱因斯坦探针,中国空间科学正在开启跨越式发展的新篇章。
相比于二十多年前刚回国的样子,吴季感叹,“工作条件改善得太好了,仪器设备都是最高配置,高速运算的需求完全可以得到满足。国家投入科研的经费逐年增加,一些国外都无法建立的实验室我们也有了”。在空间科学中心,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活跃在科研第一线。看着那些朝气蓬勃的身影,吴季说,“希望他们忧国忧民,胸怀大志”。中国在轨道上的繁星璀璨,凝聚着一代又一代科技人前赴后继的不懈努力。
目前,吴季正在加紧推动空间科学先导专项二期5至8颗卫星尽快进入工程研制阶段,争取2020年前后,发射先进天基太阳天文台(ASO-S)、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SMILE)等多颗科学卫星。自从去年科学空间中心搬迁到京郊的怀柔,吴季也把家安在单位附近,只有周末才能与家人团聚。
采访当日,恰好是吴季的生日。同事们特意准备了蛋糕,并在一台小小的平板播放器里预先存入了他的照片。烛光中,悠扬的音乐响起,一幅幅旧时老照片缓缓地播放着,从青葱岁月到年近花甲,画面串起了三十年的岁月。“这么多年,我对空间科学的好奇心和动力一直没有丧失过。”吴季的眼眶有些湿润。
吴季的手上始终带着运动手环。他笑着说,“要在科研工作之外,日行八千步”。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鲲鹏展翅,九天揽月,中国科学家的每一步,都承载着民族的梦想、铭刻着国家的记忆。在远离北京市区的空间中心,夜晚经常可以看到漫天繁星闪烁。苍穹之下,吴季常常抬头仰望,星辰浩瀚,梦想还在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