眭璞如：《深切怀念亦师亦友》

一、钱学森先生谈世界观  

　　一九五五年九月九日科学院在西城区的一个礼堂举行全院集会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当时全院在京职工也就千把人出头，分散在北京各地，很少聚会，一旦聚在一起，相谈甚欢、其乐融融。正在热闹之际，郭老笑咪咪的带领着一位先生走上主席台，宣布开会并说：“我现在向大家介绍，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钱学森先生，他刚回国，特请他和大家见面，今天开会首先请他讲话。”当时大家已知道钱先生归来，也耳闻可能来科学院工作，很是兴奋，热烈鼓掌。钱先生一口标准的京腔，听起来很亲切，开始他说回国几天里看到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很团结，生活的很愉快幸福等等，接着他话锋一转，说了一段我一直不能忘怀的话。他说：“我在国外摸索了二十多年认识了一条规律，但回国一看，国内已经有了，而且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正按照这条规律建设国家，我相信中国的建设一定会很快，科学发展一定会很快。”正当大家惊讶他说的是什么规律时，他一语惊人的说出“这就是惟物主义和辨证法”。我听了这话第一印象是口气真大，共产党的理论基础他单枪匹马便探索出来了！一年以后我被派去苏联科学院当研究生，第一门考试是“哲学”，内容就是“辨证惟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学习和以后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建立辨证惟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重要性。更感钱先生远在异域而回国才几天就敏锐的发表如此真知灼见，令人佩服。我有时对人说，我们是先入党以后才慢慢认识和建立共产党的世界观，而钱先生是先有了共产党的世界观，然后再加入共产党，其伟大和先进正在于此。现在一提到世界观和人生观就好像陷入了政治说教，其实这正是在纸醉金迷的世俗社会和茫々大海的科学探索中指导我们前进的指针和规范。 

二、严济慈老说“我要的是准确”   

　　一九五五年底科学院集中了一些科学家制定科学院的发展规划，很快便改为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由科学院具体组织制定国家十二年自然科学发展长远规划，不仅有院内外的专家学者，还专门邀请了一批苏联专家，一时间中外学者云集，济々一堂，颇为壮观。每个参加会议的专家都是认真负责的积极提出意见，讨论十分热烈，有时用中文不能适当的表达辞义就用英语，有时会上干脆用英语辩论。当时技术科学组的叶诸培先生和王任先生为“化工冶金”还是“冶金化工”展开了激烈争论，相持不下。这可苦了负责记录的工作人员，虽可听懂个大概，但要详细记下确有困难。晚上严济慈先生召开各组工作人员汇报会，当我汇报到这段情况时，严老问：“叶先生是怎样说的？”我大致汇报了其说的内容，最后我画蛇添足的加了一句“我想叶先生是这个意见。”结果严老听了，很严肃的批评“我不是要你想他怎么说的，我是要叶先生准确的怎么说的！”他看了我一眼，态度较缓和的说“搞科学的人，要讲究准确，不清楚的，一定要弄懂，弄准确，这样才能找出正确的解决途径！”这是我走向工作的第一次，也是此生唯一一次受的最严厉的批评。我一辈子记住办事要认真，做学问要认真，讲话要认真，决不能不懂装懂，或自以为是。这是一个搞科研的人的最起码的准则。一九七八年我随方毅副总理和严老去法、德访问，在飞机上正好坐在一起，说起了次事，他说“叶先生自小在东南亚长大，英语说得比华语好，”接着他又说起关于认真的话题，完全是循々善诱的和蔼长者。   

三、华罗庚先生的读书和金箍棍说 

　　我到科学院报到后，即被分配到科学院和清华大学合办的水工研究室工作。正好科学院数学研究室也在清华，两个单位人都不多，党员更少，便联合组成了一个支部，碰巧得很，又遇上我少年时崇敬的“半个老乡”的科学家华罗庚先生。我们水工室大都是刚毕业的毛头小伙，常到数学室的阅览室去，有一次一时兴起居然在阅览室大声闲谈起来，这时从另一房间走来一位腿脚略有不便的先生，他问“你们是哪个单位的？”我们中有一位很不礼貌的回答“我们是哪个单位的你管得着吗？”我一看来人正是我尊敬的华罗庚，忙站起来回答问话，并招呼同志们一起出去。到了外面，他们说“你怕什么？”我说这是华罗庚，大家都很奇怪，这么大一个科学家竟有这么大的度量。 

　　华老的关于学习有一段在知识界人人皆知的名言，大意是：读书要从薄读到厚再从厚读到薄，最后要像孙悟空的金箍棍一样变成绣花针藏在耳朵眼里，要用时拿出来能大能小，变化万千。后来有幸亲耳聆听过一次华老类似的讲话。他说要多读书，书读多了，你就发现有不少共同之处。对不同之处要搞明白，取其精华，天长日久便会形成自己的知识系统，这就逐渐练就你的金箍棍。华老极力主张多读书，但反对读死书、死读书，读了书能灵话运用是关健，因此自始至终要用心，要动脑筋，华老的读书的精辟论述真是学和用整个过程统一的典范，是做学问的途径和规范，不仅我们这一辈要牢记，也应作为警言传世。 

四、张光斗先生问：“你会捲裤腿吗？” 　　  

　　我在科学院水工室，张光斗先生是主任，指定我任室学术秘书，做张先生的助手，因为人颇少，没有成立党支部，只编了一个小组，由我当党小组长，而张先生的组织关系却在清华。我在水工室上班不到一个月，张先生忽然找到我严肃的说“某某同志，我今天要找你汇报思想。”这可把我吓了一跳，一个四十多岁的教授却要向他的下级、一个刚大学毕业的学生汇报思想，真不知如何说起。张先生见我愕然，接着说“你是小组长，我是新党员，按理我要向你汇报思想。”我这才明白，我想了一下向他说，“你的组织关系在清华，我的组织关系在科学院，你最好按规定向清华的党组织汇报，不过我也想把到水工室后的一些想法向你汇报，哪一天你有空，我到你家说说心里话。”经此以后，我们逐渐的建立起信任的关系，我把他当尊敬的老师，他把我当亲近的朋友，在一起无话不说，从不保留，例如有人认为他不尊重苏联专家，他心里委曲，他认为黄河治理应以防洪防沙为主，不应强调发电因小利而成大害，他还说，曾陪傅作义部长去考察，傅一再提出，不要由于造了水坝而淹了他的老家谓河平原，张先生认为不能责怪苏联专家，世界上很少有这样的河流，他们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张认为黄河工程搞不好上下都淤，害了下游害上游，这个有些人就是听不进去。文革中先生闭门不出，但他仍不忘关心国家大事，我去看他，他向我说了很多四人帮在清华的倒行逆施，他忧虑的说把老干部和知识份子都打倒了，共产党还要天下吗？文革以后我和张先生开玩笑说：“那个时候，只要我们俩个中任何一人去坦白揭发，今天我们俩就一个人也不可能坐在这儿了。” 

　　张先生常说，我们是研究人员，但应该也是一个工程师，要学以致用，因此不能脱离实际，一九七七年他和一个代表团访问苏联，代表团结束访问回国，他要求一人留下继续访问，他为了节省开支，要我为他在我们研究生的宿舍找一个住处，后来就在我们卧室靠门的地方加个铺，早出晚归跑遍了莫斯科的几个有关的研究所和大学，与教授、院士专谈，下实验室到教室深入了解，还在一些大学进行学术报告和座谈。我们要为他派个翻译，他不要，说是一带翻译就显得太正式，而且耽搁时间。就这样跑了十多天，吃饭就早晚在我们食堂里吃，把所省下的卢布为水工室买了一大堆新旧书籍带回国。张先生非常反对夸々其谈，有时批评起来近乎过于严厉，有不少这方面的传说，其中之一是有一次某领导组织一个重要工程的方案审定会，报告人在报告最后说有一个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考虑，就是在工程附近的砂石料是否合适。在讨论中张先生问：这样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会前没有弄清。答：因为交通不便，采沙石的船没法进去。问：下游河滩的水有多深？答：一米不到。张先生严肃的问：你会捲裤子吗？此言一出，全场愕然，报告人也不知如何作答。张先生接着说：“既然水不深，捲起裤腿，下水捞把沙子送实验室测试一下不就得了！”语近尖锐，但对说空话之辈却有大效。其实张光斗先生待人还是很厚道的，他很重视黄河泥沙的研究，千方百计争取从美回国的钱宁先生到水工室工作，从住房到生活其它细节都一々详细嘱咐我们做好准备，真是无微不至。 　　

五、郭永怀先生的黑板 

　　一九六Ｏ年我调到力学所工作，钱学森所长已经主要精力放在七机部，力学新的工作由郭永怀先生负责，大家都尊称二位为所长。二位同出师门冯·卡门，一个潇洒倜傥，一个朴实敦厚。研究室每年都以报告会的形式总结工作，钱所长会到场听。对重要的报告他会当场发表意见，初听甚为尖锐，但不得不佩服其抓住要害一语中的。有不同意见，他也仔细听，从不打断，并和你平等的耐心讨论。郭所长对主管的几个研究室，每隔一两个月要听一次汇报，汇报在他的办公室进行。办公室除了书柜，办公桌等之外就是竖在显着位置的一块大黑板。参加的有室主任、有关课题的组长，有时该组的主要成员也参加，汇报的重点是方案、已取得的结论、遇到的难点等等，汇报者一般是站在黑板前，遇到重要处要写在黑板上，这时郭所长静静的听着，很少打断发言，最精彩的是在后面，郭所长发言时，汇报会就变成了一个学术讨论会。他也会站到黑板前，用演示指出你的错误或不是，有时会写出很长的计算公式并进行演示等等。一面讲，一面写，末了用手指扶下眼镜，抬头向着你用浓重的胶东口音问“你看是不是这样？”向郭所长汇报是一件既紧张又企盼的事。紧张是因为如不很好准备会挨批评，企盼是因为可以得到即时的指导，是学习的最好机会，深感郭所长的学识和修养，还有负责的精神都是年轻人的典范。我在他直接领导制定超小型地空导弹研究方案，和制定我国第一颗卫星与运载接口方案研究，在这块黑板面前有过多次经厉，感受更深。其实在力学所几乎每个研究室领导、组长，甚至研究人员的办公室都有一块或大或小的黑板，在这些黑板面前总会有人在写点什么和争论着什么，但是几十年过去了，我记忆中最深刻的仍是郭所长那块黑板。郭所长应该是在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唯一一位在三方面都直接参预并做出了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也是其中唯一一位以身殉职的科学家。他牺牲时至死仍牢牢地把重要的科研数据资料护在胸前的伟大形象永远活在每个热爱祖国的人们心中。 

　　写到这里，由于篇幅，不能再写下去了，但深感到遗留了什么。那些以陈毅同志讲的“愿为科学家提草鞋”的精神工作的张劲夫院长们、以及一大批原为国家重要大员后担任各所的领导们、以及一大批老红军老战士们，他们的行为堪为师表，他们在科学院发展的作用堪留史册，不说他们实在遗憾。 

　　我写这些，常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能如此优秀？我在初中时最喜欢裴多菲的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多。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其实当时对爱情是蒙懂的；日本鬼子的子弹在头顶吁々飞过，跟着大人沿着河沟逃命，在恐怖与焦急中就是迈不开步子，那时体会生命的贵贱却是何等的真切。至于自由，随大人进城，在城门口看到大人战战兢兢弓身递上“良民证”时却遭鬼子兵上来一枪托，接着两耳光，说是鞠躬不合规矩，只能腰弯得更低，嘴里不停地说“是！太军！”愤怒和屈辱只能咬牙忍受，这时才知自由是什么。更重要的感受是自由与尊严是绝对不能分开的，没有自由就没有尊严，没有尊严何来自由。而个人的尊严首先要有国家的尊严，民族的尊严，否则一切等于零。老一辈的人，他们在旧社会体会更深，这就应该是他们一切的动力。 

　　因为这些优秀的科学家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重，所以是人民的科学家；因为这些科学家组成的科学院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因此当之无愧的是国家的科学院。 

　　愿科学院永葆青春，奋发前进。 

　　        空间中心  眭璞如

2011.6.16